茶是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商品，明清时恒占出口总值约半数，极盛时达到70%。然而，华茶出口于20世纪初突然崩落。到了1930年代，外销只占出口总值3%，洋茶甚至反过方向入侵内地。
一般商品出口，只是赚点外汇，华茶的出口却赚来全国所需的货币“流动性”。中国本地白银产量极少，千百年来使用铜钱交易，大宗货款只能把铜钱串成沉重的吊钱。到了明穆宗弛海禁，海路商道开通，欧洲商人为了买中国的丝绸与陶瓷，不惜以大帆船满载白银，横越太平洋来做生意。欧洲人源源运来白银，数量之多，竟为中国创造了新式货币。
只是丝绸与瓷器的贸易额有其上限，明季常常会出现因为白银不足、通货紧缩引发的经济危机。到了清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华茶引入欧洲市场，引起消费旋风。中国茶迅速成为欧美人民日常必需品，取代了丝绸与瓷器，成为中国第一外销出口商品。茶叶带来数量庞大的白银，自此国内流动性充足，成为康雍乾盛世罕为人知的重要支柱。
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，欧美各国消费力增加，华茶销售屡创新高。英国成为华茶最大的消费市场，年出口量常达30余万担。1842年五口通商，销量继续飙增。1880年代，华茶达到外销黄金期，年出口额超过200万担。
西班牙双柱洋、荷兰马剑洋、英国站人洋、法属安南坐人洋、墨西哥鹰洋、法国双鹰圆银饼……为便利到中国买货，欧美各国以银元形式向中国输出大量白银。即使不常用银币的国家，也要特铸“贸易银元”，向中国买茶叶。眼巴巴铸银元送来中国买茶，也不是件容易事。美国铸造“远东贸易银元”，俗称”蓬头”，数量太少，于1877年银价波动之中亏损不堪，只能停用，继续吃亏向英国商人买转口的华茶。
只有中国的水土才能种出好茶，但欧洲列强不甘白银无限外流。华茶的最大市场英国，于1880年代起大力推动印度与锡兰种茶，20年有成，到20世纪初，英国人已改喝阿萨姆与立顿红茶。日本、荷兰与法国争相跟进，华茶迅速边缘化。在华茶外销最高峰的1886年，出口量221万7295担，到了1933年只剩69万3757担，仅有高峰时之1/3。1934年，美国白银政策将全球大萧条转嫁到中国，华茶出口量只剩30余万担，即将全毁。
在这危机时刻，中央政府成立祁门茶叶改良场，欲以一场之力，作为华茶的复兴基地，居然产生奇效。
欧洲列强以殖民地茶取代华茶，经历了百余年的长期实验。欧洲人投入了难以计数的巨大资本，失败无数次，却也摸索出一套由生产、制茶到销售的有效方式。这从而发挥托拉斯的不均衡力量，重击华茶，夺占了欧美市场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打响了华茶在欧洲的销路，也握有垄断性的华茶贸易专利权，专营长达半世纪。中国茶业赚到足以使国内金融顺畅流通的流动性，东印度公司也累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，引起英国政府警惕，于1833年取销华茶贸易专利权。东印度公司不甘失败，决定自行生产茶叶，夺取华茶市场。
茶是中国的特产。中国人种茶3000年，种植经验难以直接复制。被英国赶出中国贸易市场的荷兰商人，首先在种茶上栽跟头。1728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采购大量茶籽到爪哇栽种，惨遭失败。100年后，荷属东印度政府再起炉灶，于1825年在爪哇种茶树，由德国博物学家西博德（Von Sicbold）主持。西博德是荷兰长期派驻日本的间谍，他使用低劣的日本茶种，劳而少功，这一拖又是40年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吸取荷兰的失败经验，选用中国茶种，自1834年起于印度发动大规模种茶，由印度总督卡文迪许-本廷克（Cavendish-Bentinck）亲自主持。他成立茶业委员会（Tea Committee），全面调查印度具有种茶潜力地区，决定于潮湿温暖的阿萨姆邦投入巨资，建立种植基地。他而后大手笔收购中国的茶树与茶种，重金招募中国制茶工人，从无到有一举复制整个茶叶产业链。他更看准中国茶叶链的严重缺陷，精准出拳。
中国的茶叶产业链的严重缺陷，在于资金不足，由茶农、茶厂到茶商，环环都是财务吃紧的小户。产区茶农守着十数亩山地茶园，小户经营，资金微小，无力创造改良。自家土法晾晒烘炒，制成毛茶，制程千百年不变，出售给茶厂加工，更常遭到公开欺诈。
司马秤1斤16两，茶厂收购的大秤1斤常超过30两，茶农实际得卖2斤茶，才能赚得1斤钱。只是茶农必须忍耐，因为农家常得向茶厂借贷融通，才能应付采茶制茶的成本。制茶的茶厂与中介售茶的茶行同样是小本经营，财务压力大。加工而成的精制茶，出售给商埠茶商，也得被茶商扣秤扣款剥一层皮。
最难堪的是，中国的出口茶商普遍未曾出国实地调查市场，不愿自行发展出口业务，只知将茶运到各大商埠卖给洋行，对欧美市场状况茫无所知。行情价格由洋行说了算，实际售货更有无数陋规。“吃磅”按例60磅只按57.5磅付钱，“贴息”惯例货款1000两现扣5两，再加上“楼磅”、“打包”、“修箱”等大量杂费，还得付回扣。
产业链的层层剥削，使华茶的生产难以扩张，加工难以机械化，销售更受控于人。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华茶专家，深知所有的环节缺陷，更能全面掌握欧美市场商情变动。英国一旦自有茶园，就能精确稳狠打垮华茶。
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全新打造的托拉斯式茶产业链，环环针对中国茶业的缺陷，进行无情猛攻。英国人更能因应欧美市场波动，即时调整供销。茶业专家吴觉农与胡浩川感慨分析道：“印度植茶之动机，既与我国大异。故其茶业组织亦兴我国大不相同。印度茶业的细胞单位为茶园，大都为公司性质。自栽培制造以至整批贩售，皆一手包办。无中间商人额外剥削等事。主权统一，指挥自易。主持者有科学常识，了解世界茶业大势。故一方面能接受新的知识，不绝的改良与研究，一方面又能节制产量，谋供求的适应。”
阿萨姆红茶于1838年首次向欧洲输出，市场投放精准，大受欢迎。1874年，东印度公司解散，各路英国商人涌入印度抢办茶园。为了加强竞争力，印度各茶园于1881年成立印度茶业联合会（Indian Tea Association），斥资开办多处茶叶试验场，全面研究茶产业的提升之道。由茶叶的品种、品质、收获量、抵抗力、剪枝、施肥到病虫害防治，均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研究。
托拉斯以科研推动产业进步的同时，还要筹集巨资攻占市场。1903年，印度各大茶园呈请印度总督组成茶税委员会（The Tea Cess Committee），对自己开征沉重茶税，用于打广告开辟市场，尤其是英国商人尚未控制的美国市场。
精明的广告商制作印度地图形状的标语，在美国大街小巷到处张贴。广告商于美国报章大登广告，利用播音展览热闹促销，更利用精明的软性广告，到各个妇女烹饪学校开课教育煮印度红茶的方法，直攻核心消费群。
印度茶销售猛爆增长。1901年，印度茶销量已超越华茶。华茶的英国市场几乎全部丢失，美国市场摇摇欲坠，新的竞争者也一窝蜂冒出头来。
锡兰原本是种植咖啡的殖民地。1869年，全岛咖啡闹灾，咖啡园仿造印度经验去改种茶树，政府投入重金推动科研，开征重税推广贸易。目标市场，指向英国本土以外的南非、加拿大与美国。锡兰占地利之便，由哥伦布港出海，经苏伊士运河至伦敦，海运费用远比华茶低廉。
荷属东印度也再次活动起来。1870年，爪哇茶园放弃低劣的日本茶种，改种阿萨姆茶，不但模仿印度与锡兰经验，重金投资科研与宣传，更加强机械制茶，迅速开辟一方市场。
日本三岛穷山恶水，种不出好茶，却也厚颜加入战局。1884年，日本政府模仿印度经验，设立“茶业组合”，与茶相关的商号全体强制加入，征收重捐用于宣传，以美国为目标市场。
只是日本红茶成本偏高、质量太差，无法竞争，只有绿茶还能依靠茶色鲜绿争市场。1897年，美国政府颁布《粗恶茶输入禁止条例》，对普遍染色的中国绿茶进行禁运。只是中国茶商缺乏国际资讯，对禁令一头雾水，不知改善应变。日本茶业却在第一时间把握机会，投入重金在美国大肆宣传，批评中国绿茶染色，宣扬日本绿茶不染色。就这样，日本一口鲸吞了美国的绿茶市场。
华茶的最后市场，在法属北非。法国政府也注意到法属安南的种茶潜力，由各国家银行筹集1亿5000万法郎的巨资，聘请爪哇茶叶试验场场长担任顾问，在安南开办机械制茶场，要夺回北非市场。
1935年，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华茶外销做全面评估，盱衡全球市场，只觉满目萧然。“安南的红茶输出渐渐增加，日本的绿茶又多方占夺苏俄及北非洲等处的华茶市场。印度、锡兰、爪哇、苏门答腊等地的红茶，已在英国及欧澳等处排挤我国红茶到不堪比较的地步，近又在美洲各处，开始向绿茶作总攻击。”报告里哀叹，“华茶在这四面楚歌中，前途没落，恐怕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”
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，欧美市场消费力大跌，却让急坠直下的华茶得到喘息之机。因为欧美老百姓买不起好茶，改喝低档廉价的红茶，不讲茶味，只以数量满、重量重为目标，俗称“泛滥茶” （Filler or make weight）。
茶叶经发酵加工称红茶，未经发酵称绿茶。发酵使茶性温和，降低刺激性，却变化了茶味。若变化出独特风味，茶价更上档次，但大多数红茶变化后茶味减淡，直接品茗不如绿茶，因此低廉出售，作为食物。海运欧美，加糖加牛奶，成为下午茶；陆运草原沙漠高原等缺乏蔬果地区，制成砖茶，配酥油作为替代蔬果的食品。
在中国，低价的红茶大多数来源于两湖，是出售大西北的主力。两湖茶以湖南安化的黑茶为大宗，黑茶是后发酵茶，一般不直接饮用，而是踩碎后制成茶砖。
在光绪年间，安化黑茶每年运销西北2000引，相当于12万余担。茶船入洞庭、进汉水，于龙驹寨上岸换骆驼，到陕西泾阳压成茶砖，运到兰州向各方转销。来自两湖的运茶驼队不但供应大西北，更出口俄国，年销量达10万普特（2万7700担）。一战前后，俄国的砖茶需求量大增，每年出口俄国的数量多至60万担，少亦10余万担，一度占出口总额的60%以上。
因此，华茶虽然失去了欧美市场，出口数据却未见显著下跌。到了大萧条期间，两湖廉价红茶也受到欧美市场欢迎。然而，种不出好茶的日本人，盯上了这片“泛滥茶”市场。
日本缺乏适合种茶的高山，茶园高度多在200米以下，茶味太差，发酵为红茶更是难喝，原本是全无市场的。日本只能一心发展绿茶，模仿各种中国品牌好茶，打出不染色招牌。日本先由珍眉、针眉、珠茶等国际大品牌下手，夺取欧美市场。
“九·一八”后，日本又假造龙井、大方、毛峰等内销品牌，于东三省销售，强迫东北同胞喝假茶。只是假品牌缺底气，日本急切开发新市场，见到泛滥茶商机就马上全力出击，把他们难喝的红茶推上外销市场。
泛滥茶不重茶味，只重廉价。而不重茶味的消费者，总是以外观决定是不是购买，中国红茶却是貌不惊人的茶砖。日本抓住消费者心态，以机器制茶，力求外观整齐，包装精美。而且不直接上架面对消费者，而是锁定英美的茶商为销售对象。
出售泛滥茶的茶商，只要求分量多、重量足，因此普遍将廉价茶掺入高价茶，达到以次充好的蒙混目标。日本茶商的主要目标，就是让欧美茶商以品质优良却价格高昂的阿萨姆、立顿与爪哇红茶为底，混入日本的低劣红茶。只要不混出怪味，双方都能蒙骗赚钱。日本茶叶整齐美观，混入好茶叶里可以轻松蒙骗消费者。双方黑心商人一拍即合，日本红茶果然成功打进欧美市场。
“日本因品种之关系及摘采时期之过短，中等以上之红茶，尚难出产。过去一二年来，英美各国需购较低等级之红茶，以事调剂。我国两湖低级红茶，因之近来略有销路。日本即利用此项时间，制出低等红茶，以应市面上需要。”全国经济委员会调查报告，揭露了日本低劣红茶在消费的人不知不觉之间无端蹿红主因。
“虽品质欠佳，因属于改良机制及形整价廉，以之搀入印、锡及爪哇之红茶中，颇为适宜，乃为英美茶商欢迎，而得大量之推销。最近其国立茶业试验场，且新购印度之大机械以事试验，盖希望能制造更优秀之红茶以利推销也。”
“当时我国茶业尚乏整个计划。茶区散在各地，茶园零星。农民植茶，采摘后用手工焙制，上海茶庄到地收购，亦有透过钱庄放款预约收购，类如放青苗钱，重利剥削。”
1934年，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农业处，负责整理全国农业。处长赵连芳将华茶列为抢救第一顺位。他指出，华茶节节落败的最终的原因，在于产业链各环都是小本经营，力量零散。英荷法日却是托拉斯经营，资本巨大，力量集中。要拯救华茶，必须一口气改造整个生产、制造、销售产业链。
只是当时国家财力有限，无力与托拉斯正面对战。赵连芳巧妙出手，以多快好省的捷径，建立了华茶的复兴基地。
沿阊江流域出产的祁门红茶驰名全球，当华茶兵败如山倒之时，“祁红”一枝独秀，每年保持4万到5万担出口量。这是因为祁红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殊味香，是高档茶叶的经典风味。因此，刻意华茶的英国茶商仍需购买祁红，混入阿萨姆红茶与立顿红茶之中，才能使印度与锡兰茶产生高雅风味。
赵连芳决心由祁门出发，将祁红产区改造成模范茶区，而后推动茶业产、制、销一元化，一举将祁门经验拓展到全国茶区，反攻全球市场。1934年7月，全国经济委员会、实业部与安徽省政府协力成立祁门茶叶改良场，以专家胡浩川与吴觉农联手经营，建设华茶的复兴基地。
祁门改良场对茶树育种、栽培、农场管理与制茶各环节，展开细腻研究。结果是种植新式茶园562亩，并成立机械制茶的初制工厂与精制工厂，将生产与制茶工艺一举提升到英荷竞争对手层级。
而后，祁门改良场由金融着手，解除小户经营的财务压力。当时，银行界普遍不乐意放农业贷款，赵连芳争得观念新颖的上海商业银行老板陈光甫合作，开办农村茶叶产销合作社，以上海银行界资金挹注茶农与茶厂。合作社营运两年，停亏转盈，成为赚钱生意。交通银行与中国农民银行双双参加，为华茶改良扎稳资金的马步。
生产改用科学方法，制茶改为机械化，资金流顺畅压力小，茶农茶厂干劲大增。苦干两载，祁门茶场的“改良机制红茶”突破洋商，在上海出口市场销售火热，售价一飞冲天，突破传统红茶的价格顶盘。
祁门改良场为生产与制茶建立了成功典范。胡浩川与吴觉农信心大增，联手撰成巨作《中国茶业复兴计划》，热切提出拯救华茶主张。
“各国的茶业所以能发达兴盛，实因组织完善，有通盘计划。农、工、商三部一气呵成，休戚相关，各尽其能。故栽培合理则产量增加，科学制造则成本减轻，市价平稳乃有固定的主顾与销路，再加以不绝的宣传推广，乃得逐渐的扩充。”
与此相比，中国的茶产业链是一盘散沙，不堪一击。《中国茶业复兴计划》作对比：“反观我国，则粗制滥造，掺假作伪，辗转经手，剥削重量，品质既劣，成本又高，初则居奇高抬价格，待到银根紧急，便都竞争着去贬价出卖。外而失一部份固定的主顾与销路，内则使茶农茶商不能确定成本，以致盈少亏多。渐渐都弄到破产，在知识及能力上毫无改良进步的决心，怎能与组织完善的国外茶业界去竞争？好像似乌合之众，遇到了有组织的军队，自然要一败涂地了。”
两位专家大力提倡，成立类似印度茶业联合会与日本茶业组合的茶业领导机关，管理整个产制销产业链，更要统一外销，与英荷法日托拉斯竞争。如此主张，将一举砸毁所有外销茶栈茶商与洋行的饭碗，引起业界巨大反弹。
印度、锡兰与荷属东印度的茶业从零做起，易于成立托拉斯。日本茶质太差，单打独斗无法争到外销订单，才自愿服从茶业组合号令。而中国茶业源远流长，产业组织错综复杂，各路茶商自有本领，当然不乐见官办托拉斯。
直到抗战前夕，外销托拉斯计划才得以实现。1937年5月，实业部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国茶叶公司，官股由浙皖赣闽湘鄂六个主要产茶省份的建设厅认购，商股则广邀上海茶商加入。
中国统一号令，准备与列强的托拉斯组合正面决战。只是两个月之后，抗战爆发，出口战大计烟消云散。
抗战军兴，华茶出口停摆，“中国茶业复兴计划”搁浅。然而，中国茶已经枯木逢春，重现生机，更有力地支援了抗战。
祁门改良场的惊人成功，打动了各地茶农。各大产茶区接受了机械制茶等新理念，纷纷办起茶叶改良场，迭创佳绩。
在安化，湖南省茶事试验场场长冯绍裘亲自设计“绍裘式揉茶机”与A型烘干机，推广使用，大幅度的提高产量与质量，安化黑茶售价也越喊越高。实业部进而投资成立红茶机械精制厂，机械化制茶已成潮流。
在浙江的主要茶产区平水镇，当局设立平水茶叶指导所，大力推广机械制茶，狠抓出口质量，大获成功。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现场考查，大感振奋：“夫国际市场之华茶主角，本系祁门之红茶与平水之珠茶，今两者均有具体之计划以改良推进，则前途希望，当有一线曙光。亡羊补牢，或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也。”
华茶最重要的工作，还是救国。抗日急需军火，当局与苏俄签订易货贸易协定，以中国商货换取苏俄军火，有力支撑对日作战。在对俄易货的商货中，华茶占重要部分。当局对国内茶叶进行统购统销，不但维持了茶业生计，更延续战前政策，继续改良华茶。
战时统购统销最初由贸易委员会负责，1939年底改由中国茶叶公司接办。收购茶叶，发放茶贷，更订定三等三级五分评价制度，不但有力提升易货物资品质，更为战后出口打下品质基础。
抗战时期，日寇尽情摧毁沦陷区茶业。但由祁门红茶场播下的新式产制销模式，已经彻底改变茶产业，更激起茶商甩开洋行自行开发出口市场的雄心。抗战胜利后，各路茶商赶到沿海商埠大胆创业。原本茶业全毁的上海，一口气冒出108家出口茶商。
此时的茶商，已经有自行经营国际市场的决心。他们越过洋行，深入欧美市场，自行开发出口业务。在1947年，他们成功反攻严格华茶的英国市场。出口华茶的34%输出英属印度进行重制，17%输出英属埃及转销北非，15%输出英国本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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